杀破狼的世界

　　马丁·路德·金讲：“我有一个梦。”和他一样，我也有一个梦。强军梦和强国梦。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这不仅是梦，已变成我的坚强的信念。我们都是军人。和我相比，你们都是年轻的军人。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讲课的时候，曾经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说，军队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是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同志的。你们是军队的明天，因此你们也是军队的太阳。我非常热爱这支军队。我十五岁参军，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了。我已经为它奉献了青春。我必将为它奉献终生，虽然我不敢讲是否能为它奉献子孙。我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爸爸就是个老军人。１９３９年，他和家乡的六个青年农民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惨烈的孟良崮战役中，其他六个人都在这场战斗中战死，只剩下我爸爸一个人。两年后，我爸爸担任了营教导员。打淮海战役，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一八七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后守王塘的连队只剩下六个人。敌人潮水般涌上来。爸爸打开了随身带了十年的一个小包裹，里面有奶奶给他做的一双布鞋。他舍不得穿。他背了它十年，走了万里路。在这最后的关头，他想把它穿上，一试，才发现两只鞋都是左脚！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他笑了，我却感到心酸。我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大放异彩。军队的地位依然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四”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四”。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四”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６月４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 六四 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这个班是没有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军队为了“六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昆明基地政治部詹本发主任谈到这个问题。在北京当兵是很难的。“六四”时，北京有的人在阻挡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下了毒手的。残害解放军的行为令人发指。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伤然后活活地烧死；三十九军的班长崔国正在崇文门烧死吊起来；六十五军的班长李国瑞在阜城门被烧死后吊起来。后来杨尚昆主席接见了三个烈士的家属。这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杨尚昆主席就注意到了。杨主席说，这三个烈士的姓名中都有一个“国”字。你看刘国庚、崔国正、李国瑞，就是死的最惨的三个烈士，名字中都有一个“国”字。杨主席讲，说明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中国军队在“六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江山。这是军队在新时期所做的一次贡献。

　　另一次就是１９７９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和后来的“两山”（老山、者阴山）作战。特别是１９７９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当时就有人讲：我们和越南人打，现在牺牲了是烈士，将来一旦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他们算什么？我讲：“仍然是烈士！”为什么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战争的意义往往在战争之外。小平同志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两个人看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美国佬。小平同志１９７８年复出，７９年１月访美，２月就打仗。从政治上讲，这一仗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党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刘裕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很多人反对打，认为解放军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能打仗了，但邓小平说一不二，力排众议，大手一挥，２月１７日，解放军潮水般地涌过边界。第二个是美国佬，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到今天，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李献忠（北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编者注）说：“还是我们的毛泽东，越想越伟大。”我想说：“还是我们的邓小平，越想越伟大。”时间越往后推移，小平同志的伟大越让我们感到触手可及。他领着我们把整个中国的方向拧过来了。你看，这场仗是在１９７９年打的。１９７５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狼狈地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教训一下越南。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会主义，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到１９８９年，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小平，真奇人也！刚才我说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走掉了。我们干嘛要为它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而这一切，确保了“苏东波”之后的中国继续挺立。其功至伟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军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限量。

　　然而，我们的军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奉献出自己的？我上次来，跟庄可柱司令、齐海田政委讲过，我是有云南情结的。１９７９年作战的时候我在空军政治部，空军虽未出动，但地面战争一样揪着我的心。后来“两山”作战，总政组织一批作家采访，第一次是１９８４年，收复老山的时候，到十四军，我去了，还有叶楠、周涛、乔良。后来，我又单独去了几次。１９９９年，我又来了一次。我深深地眷恋着云南。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当时到参战的部队去，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特别是“两山”作战的时候，后方是歌舞升平啊！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几乎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一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上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单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我真是觉得心酸。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烈士在遗书里面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牛；一个人讲，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这些东西看了以后，真是让人难受。官兵们的精神象泰山一般伟大。我从后方到前方，前后方反差之大，不可言！不光是生活，还有其它方面。比方说，我曾经调查过四个军的参战部队，这四个军的参战部队凡是有未婚妻的干部，百分之百都吹掉了，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我看了一个姑娘的绝交信，写的也有道理：“你牺牲了还好，你要是负伤缺个胳膊少条腿瞎个眼的，我们怎么往下过？”这也很实在。二十七军的一个副指导员领着突击队进攻一个山头，牺牲了。三十个突击队员牺牲了二十个。回来以后，连长把全连剩下的人集合点名，在一个老百姓的打谷场上，副指导员的尸体和这二十几具烈士的尸体就在旁边躺着。在这个时候，副指导员的未婚妻的信到了。什么信？绝交信。连长当着全连的面也就是当着活着的人的面，当然也当着这个已经牺牲的副指导员的遗体，念这封信，全连战士无不泪流满面。我时常品味当时的氛围和他们的心情。人性的光辉在这一刻闪烁出最明亮的光芒。走入战争的时候很少有豪言壮语。真正能打动人心的绝非长篇大论，更非大道理。沉默比喧嚣更有力量。我去过一个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哪里像小说里、电影上、电视上描绘的，参战前部队的求战情绪是多么的热烈，口号声连天，写血书等等，都是夸大其辞。部队作战前，驻地一片死寂。干部都躲得远远的。这些干部平时是很豪迈的。有一个干部一直到现在和我还有交往。那个时候我是个副营职干部，他是师长。他见了我，豪气干云地说：“我有三个想法，你给我写到书里去！第一，我要做中国的巴顿；第二，士兵算什么？士兵就是阿拉伯数字；第三，我盼望打仗。打一仗升一级。”就因为这几句话，我不原谅他。他对士兵没有感情呵。连长、指导员平时如果和战士关系好，还能在一起。如果平时有点矛盾，就都躲到一边去了。但枪炮一响，干部也好，战士也好，都是义无反顾。

　　你们都知道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王仁先》。这篇文章反响很大。王仁先是十四军四十师的副连职参谋，昆明人，干部子弟。战前因违犯纪律受了处分，后来牺牲了。有人认为他不是英雄，我认为他是英雄，而且是高高大大的英雄。当时十四军军长×××曾说：“听说刘亚洲要写王仁先？十四军那么多英雄人物他不写，偏写这么一个人？”别人把此话转给我，我只轻蔑地撇了一下嘴。雨果早就说过，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王仁先的故事就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典范。王仁先本来在昆明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部队往老山开拔时，女朋友跟他吹掉了。部队开进老山地区后，驻扎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王仁先和几个干部住在一个苗族农民家中。女主人是很漂亮的苗族姑娘，结婚不久，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这女人性格很奔放，很刚烈。少数民族的姑娘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不象汉族女人，不敢爱也不敢恨。汉族是最没有爱情的一个民族。别看汉族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它没有爱情。外国因为爱情可以发生战争，中国行吗？吴三桂算是为爱情打仗的男人了，偏偏又是个汉奸。落水洞这个苗族女人见到王仁先之后，立即就爱上了他。王仁先英俊帅气，一米八的个子。据说他的嘴老是紧抿着，象高仓健。王仁先开始对她是一屑不顾的。农村女人嘛，家里那么穷。虽然长得不错，已是有孩子的人了。部队上老山前，苗族女人给住他家所有的战士水壶里都灌满了水，给王仁先那壶里特意加了糖，加了那么多的糖，以至于象蜜一般甜。晚上，苗族女人抱着孩子来到王仁先屋里。她对王仁先使用了最原始的手段：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他俩就这么在屋坐着。王仁先拼命抽烟。他在抗拒。但最后终于没抗拒住。为什么没有呢？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明天部队就要上老山。这一去，他可能就要“光荣”了。他是个血性男儿，连女人都没摸过。他肯定心有不甘啊。这是人之常情。他俩当时就在猪圈里发生了关系。第二天，情况陡变，进攻推迟了。作战计划推迟，爱情已然来到。什么事情都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那些日子，落水洞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影子。当然，相当多的次数还是在猪圈里。王仁先每次做完事都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好凶啊。苗族女子高兴，就在猪圈里唱歌。好个有性格的女子！后来她丈夫查觉了，问她跟谁，她不说，丈夫就告部队了。十四军感到这是个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军长下令严查。部队把住在苗族女人家附近的官兵全部集合起来，列队，把这个女人叫来认。这女人真是刚烈得紧呐，今天我想起来还肃然起敬。她走到王仁先跟前，一指，说：“就是他！”又说了一句什么，我学不出来，意思就是我喜欢他，我爱他。保卫科长说：“我早就猜到是王仁先了。我看到猪圈到处丢着高级烟头。那种过滤嘴的香烟连里只有他抽。”王仁先受到处分，还从副连降为正排。进攻老山那天，团里派王仁先到最前线去。７月１２日，越军一个师和我军在老山地区发生剧烈争夺战。炮火连天。因为落水洞离前线近，可以看到天边一片火红。苗族女人就坐在村头，望着老山方向。丈夫打她，下手很重。头和嘴都流血了，她不动。王仁先在最前方的高地上。他是炮兵参谋，及时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我军炮火象长了眼睛一样，落到敌人头上。８月份我登上老山，往下望去，还可见累累白骨。那都是“７·１２”被击毙的敌人。后来敌人发现这个地方有名堂，集中炮火打这里。王仁先牺牲了。他的战友说当时他是靠着一棵树死的。他是站着死的。部队下来之后，仍从落水洞过。苗族女人站在村头，一个个地寻找。官兵们从她身边过，都低着头，象犯了错误一样。他们都整过王仁先，这时完全转换了一种心情。最后这个女人知道了王仁先牺牲的事。你看她要做什么？她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了，买了两条相当高级的过滤嘴香烟，来到王仁先的坟前，把两条烟全部拆开，一根一根点燃，插在坟头上。坟头都插满了。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１９８４年，我到老山的时候王仁先的墓已经立起来了。开始军里不打算给王仁先记功，后来在我们这批作家强烈的要求下记了功，大概记了一等功。当时我去烈士陵园找他的碑，找到了。我就学这个女人，把一包烟撕开，都给他点燃，插在坟上。那时我是空军联络部副营职干事。事隔十五年之后的１９９９年，我在北空当政治部主任，又专门带了王春波、刘潘之几个处长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青翠依然。这次我专门从北京带来烟酒，在坟前把酒给他倒上，把烟给他点燃。跟着我去的处长都流泪了。他们说，主任你对这个地方还有这么深的感情啊！我到成空以后呢，暂时还没有去。我当然要去。千年的墓碑会说话。麻栗坡那个地方有几千座墓碑，走近它那是走近每一个灵魂。走进麻栗坡烈士陵园，平时心里的那些污泥浊水都不存在了。

　　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份在军队里。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美国军队绝对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德国、法国、英国都是。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它的军队恰恰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全世界都是这样，巴基斯坦、南朝鲜、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巴西，都如此。这是个规律。美国军人是相当保守的。美国军人保守并不是作战观念保守，而是政治上保守。我举例说明：美国军人和美国政客看待中国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客能看到中国崛起对世界的重要性，包括对美国的重要性。它知道除了遏制中国之外还需要与中国合作。美国军方的观念则保守得多。它认为，在新的世纪美国要确保五十年至一百年不落后，仅仅教训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小国家是不够的，必须找一个大国来教训。他把这个大国锁定中国。这是从世界角度上讲。其次，从中国角度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个断层。文革中没有其它出路，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到军队来。因此，那一代的青年人中的精英都到部队上来了，一车皮一皮往部队拉。部现在当到团以上干部的，没有一个草包，如果有，他是假装的。这些人就是不到部队来，继续留在地方，我有一句话，基本“职务相等”。什么意思呢？今天部队的团职干部不到军队来，在地方就可能混个县级干部。今天的师一级领导在地方上都是地市级干部，不会错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军队已相当成熟。现代化没有军队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军队都会参予。中国军队任重而道远啊！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给我们军队的使命，需要更多的人才。军队现在已经人才济济，但是还不够，还要多些，更多些。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这是江主席的话。要特别注意人才的个性和共性。今天我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个性问题。个性问题有不少，我这里主要谈的是地域性。很多人在研究人才时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它挺重要。有一个现象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党的第一代领袖多出自长江流域，多出于湖南省。它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鸦片战争，一是湘军。１８４０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由东南沿海顺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逐渐向内地渗透的。长江流域领风气之先。科技、文化、制造业得以发展。思想焕然一新。第一波留学潮就主要是从长江流域开始的，最上溯可到四川。太平军兴起，沿长江东下。湘军军兴，亦沿长江东下。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自裁湘军。湘军将士携着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富逆江而上，回到湖南。这些钱他们用到了两处：一是盖房子置田地，一是大办学堂。毛泽东等领袖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学堂的。湖南文化蓬蓬勃勃。故当时有“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地域对部队的影响极大。京津地区部队有自己的特点。成都地区的部队也有它的个性。昆明地区的部队又有它的个性。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二十八军也是这样。二十八军是６月４日早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前一夜惊涛骇浪，许多部队已经攻进去了。群众在木樨地把二十八军拦住。二十八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什么意思呢，你看老百姓多得跟青纱帐一样。这不是把自己当鬼子了吗？他那个政委也是够操蛋的。政委还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两个人还在那里做诗。刘华清副主席叫空军王海司令员派直升机向他们喊话：“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政委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后来刘副主席非常生气，说了四个字：龟不出头。我到成空以后，就研究成都地区部队。空军机关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什么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呢？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兰州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其次是沈阳。为什么？广州地区的干部不去呀。生活比较好。南京和华东地区生活也比较好。北空在北京也不用去。问题是成空的干部也不愿去。他不愿意离开成都，这就是文化使然。成都平原是个盆地。四川人有一种“盆地意识”，不思进取。黄涛（单位、职务不详，估计为作者朋友——编者注）说过“视觉盆地”的话，用这句话形容成都平原，很贴切。除了地理成因，还有历史成因。自古以来，凡在成都地区为王的，从公孙述开始到明玉轸止，当然还有张献忠，对中原都是采取守势战略。诸葛亮六出祁山，率部队打曹魏，实际上是以攻为守。他知道，我要不攻，连守都守不住。他成功地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邓艾伐蜀，攻克江油到绵竹之后，后援部队没上来，自己也精疲力竭，说明日干脆班师算了，结果硬着头皮往前一走，摧枯拉朽。搞了半天才明白蜀国原来力量是很空虚的。自古以来成都人都取守势，一直传到今天。你们都见过成都的“川军出川作战纪念碑”，但可曾对它发问？中国人为国作战，哪分省籍？你见过湘军出去打仗还要立个“湘军出湘纪念碑”么？河南人出去打仗还要立个“豫军出豫纪念碑”么？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作战，偏要立个纪念碑，恰恰是川人守势心态的印证。但一个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成空部队都处在边远艰苦地区，领导下部队，目击部队那种艰苦奋斗的场景，会对灵魂产生洗礼和冲击。成空领导一般都比较淡泊名利，道理就在于此。昆明基地雷达团有一个排长，月工资四百元，每月寄给瘫痪在床父母二百元，小孩上学一百五，生活费只有几十元。家徒四壁。但在艰苦的地区一干就是十年。空军丁文昌政委去看望了他，说：“你很不错，我给你敬个礼。”排长眼泪刷刷地流。这是最高奖赏了。你们昆明基地位处云南。这里是“老山精神”的发祥地。你们是近水楼台。“老山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世代记取。

　　共性问题。我军干部有三个普遍性的问题：

　　①缺乏讲真话的勇气，当然也缺乏讲真话的能力。去年，经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从全军挑选了三十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空军有三个：我，空军何为荣副参谋长，沈空许其亮司令员。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我的首长，都对我有提携之恩。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其它学员都在研究学校的规章制度、研究教师啊，课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个人。我不研究学校，我研究人。当他们熟悉学校以后，我也已经熟悉了他们。我得出结论：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来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将来的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这些人是我们这代军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军队。有一些人已经接近顶峰了，但还差一个台阶。可就这么一个台阶，终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们这批高级干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条：独立思考，逆向思维，敢于说不。敢于说不决不是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恰恰是更好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列宁早就说过：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是最好的消极怠工。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样，是流动状态的。你不让它流动，这水就变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态又是自由的形态。人世间最具有自由形态的东西就是水。哪儿都能去。哪儿都敢去。无孔不入嘛。人的思想应当也是这样的。过去苏联共产党的教训，以及我党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讲过：我们党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儿子，一举手说：“我报名！”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解放思想。我常对你们说，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连思想都没有，解放个什么趣！让人们胡思乱想并不一定是坏事。一定要处理好思想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思想越活跃，社会就越稳定。思想越自由，社会就越前进。反之，思想越压抑，社会才越不稳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不仅在无耻地强奸人民的思想，他们甚至是在“轮奸”人民的思想。这种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是从步兵连队出来的，我有个最深刻的体会：当过连长之后才知道怎么当班长。有些人为官一生，至死不知道这个官是怎么当的。有的人一辈子在讨伐别人的思想，其实他不晓得他的思想最该受讨伐。总政组织部邓正明部长在退休时，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为官一生最大的体会是：多交小朋友，少交大朋友；不忘老朋友，稳定好朋友。”他说的仅仅是朋友吗？不，他说的是思想。我这个人你们也许不了解。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从物质上讲，我也许最穷；从精神上讲，我肯定最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思想不给你。我绝不出让“思想主权”。就象小平同志讲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由于我掌握了自己的“思想主权”，所以我从不说假话。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些底线依次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应当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又不得不说假话则不应伤害他人。现在，领导干部要带头讲真话，要喜欢讲真话的人，要敢用讲真话的人。但常常的情形是：“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当年我们批判林彪时，说他在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原因是当时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红旗倒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林彪后来成了罪人，但这件事他不错，不仅不错，还有益呢。一个下面的干部，用这种形式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这是一种到今天都应该提倡的精神。由于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千古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这篇文章也写不出来。

　　②知识。我讲的知识，不仅仅是指文化程度。我讲的知识是一种综合素质。今天的知识分子，我给他们讲，我不认为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仅仅是“知道分子”。你懂得不少，书看了不少，但真学问不行。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读书，第一是要钻进去，第二是要跳出来。重要的是钻进去，更重要的是要跳出来。要有自己的心得。军队要担大任，必须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改革开以来，我军招生了不少大学生，但情况如何呢？我在北空时作了个调查，挺令人心寒呀。从八十年代开始到２０００年，从大学里招收本科大学生一千八百多人。这一千多人中只有十一人在主官位置上，还包括连级主官。大部分人都走了，因为你没有给他创造环境。留不住他。和平年代，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知识分子的能力；井冈山时期，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工农干部的能力。在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领导有没有私心？一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只敢用二流的。二流的领导只敢用三流的部属。不能有这种武大郎心态。齐政委有句话讲的挺深刻：“都说成空这滩水混。我说不混，为什么，因为没有龙。”讲得好啊。龙是什么？龙就是人才。人到用时方恨少。一旦空出个师职军职位置，有时感到没有人啊。成空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最缺人才的地方，往往是压制人才最厉害的地方。你没从根本上培养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深思和猛醒。你要培养他，给他创造条件。你得用他。给猴子一棵树，给老虎一座山。我们改革开放的精髓之一，不就是让读书人有钱，让有钱人读书吗。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个人曾经讲，我在读书人当是是有钱的，我在有钱人当中是读书的。有一个省委领导讲，在读书人当中，我是职务比较高的；在职务比较高的人当中我是读书的。我套用这句话说，在军人中，我是读书的；在读书人当中我是军人。今年是转变作风年，成空下决心要使用一批高学历人才。给有知识的干部闯开一条路，调查已经完了，下一步就是使用。怎么用，我还在想。我不怕探索，不怕前进，不怕摔跤。你们都知道有个“胎瓜效应”。一棵西瓜秧结几个瓜，第一个瓜叫胎瓜。这个胎瓜可能是苦的。但是，后面一个比一个甜。没有这第一个苦的，就不会有后面几个甜的。那么就让我就来当这第一个胎瓜吧。走错不怕，你得走嘛。闯错了不怕，你得闯嘛。

　　③干部选拔机制有待改进。现在我们干部的选拔机制既不是古代的考试机制，也不西方的民主机制，更不是竞争机制。我们的机制是什么呢？是伯乐机制。就是这么一个伯乐机制——在几种机制里面最落后的机制，也用不好。封建残余一天不根除，这个问题就解决不好。严复这个名字你们听说过吧？他在英国留学时，曾与日本后来的首相伊藤博文同班。他的成绩比伊藤博文优异多了。回国之后，伊藤博文当了两届总理大臣，发动了两场战争，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严复呢？回国后默默无闻，只翻译了一本赫胥黎的《天演论》。但这个严复说过一句话。我认为就凭这句话，他足以不朽。他说：两千年来中国的所谓国家，其实是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是一家之兴；亡，是一家之亡。严复戳破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天机。孙中山后来闹革命就高举着四个字：“天下为公”。满清已经垮台近百年了，但反封建的使命依然方兴未艾。它很坚强啊。它不存在表面中，它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北京有个很著名的智力节目《SK状元榜》，老师曾出一个题目考学生：“WHO IS THE MAN THAT EVERYONE ADMIRES AND VERY MUCH WANTS TO BE？”（有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羡慕，并都想成为这样的人。请问这人是谁？）学生脱口而出：“KING”（国王）。而答案是HERO（英雄）。你们看，中西方的差异就在这道简单的题目里准确无误地显现出来。而那是个十六岁的学生，我们的未来。我们常常是错了还不觉得。有一句话你们大家都听说过：“用好作风去选作风好的人”，还堂而皇之地写在《求是》杂志上。错了。这是典型的人治的东西。你用好作风能选出作风好的人吗？这是其一。其二，谁相信你这个好作风啊？你好作风的标准是什么？其三，你凭什么来选？应当让群众选。我最不喜欢看中央电视台那些播音员。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年轻播音员全是那些老播音员的翻版，一模一样。我说这准是那些老播音员去选的，总是选那些长得像自己的那些人，跟他女儿和儿子一样。当然，在干部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应该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但有一条我们现在做不是早了，而是晚了，就是选拔干部尽量民主。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一句话：多数统治。你选干部，哪怕用伯乐机制选干部，也要大多数人都说好才行。很多同志对我国的干部年龄制度有微词。年龄制度是对民主选拔干部机制诸多* 踏中比较厉害的一种。应惟才是举，而非惟年龄是举。有人五十岁就不行了。托尔斯泰八十岁还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干部用早了也不妥。用干部象打枪一样，有个“抛物线”，要取“最佳值”。我给你们举沈空许其亮司令员的例子。许司令有大气，胸怀宽阔如海。有政治头脑。我说我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人。许司令员是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他四十四岁就当了大军区副职，马上就十个年头了。“大限”已到，年纪尚轻。我对一个总政徐才厚主任说：许其亮如果退了，那将是人民解放军的笑话。他以大区副之身退下来，竟还不到一个师长的最高服役年限。师长最高服役年龄是五十五岁。这正是一个男人最成熟的时期。

　　深刻了解了干部的特点，才能发现人才，挖掘人才。我算个小人才，不算大人才，更非全才。与其它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支军队。正因为部队困难、有需要改善之处，才需要我和我们。如果它太完美了，要我们干什么？因为爱而无私。因为无私而无畏。有的高级干部，一事当前总想自己。当到一定的职务后，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战战兢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吗？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人活一场，我不做自己还做别人吗？雷锋咱做不了，朱伯儒咱做不了，我就做自己还可以吧。官帽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哪一顶能掉到你头上？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去追求一下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疆界无限宽广。我上国防大学，国防大学说了两个想不到：第一，想不到军队还有这样的人；第二，想不到军中有这样的人还能生存。这说明军队有希望。我在生活里是没有锋芒的。我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锋芒的。真正能够刺痛你的，真正能够把人刺出血的，是思想上的锋芒。而不是在于你这个人有多高傲，你有多大的官职，那都没有用。我写过不少书。我宁愿我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不愿意它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有人读得懂我。有人读不懂我。彭东海（《空军军事学术》主编——编者注）说：“我能读懂你。但是读一两遍还是读不懂你的。”很多人把锋芒藏起来，我不藏。我藏给谁看，藏了我要干什么。

　　张孝祥，南宋人，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问，酣畅淋漓。我本能地感到，我们处在中国的大时代。中国转型在即。一旦转型，就需要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我们军队现在太缺少有风采、有个性的人。而过去我们的人才如群星璀灿。我建议你们看看吴东峰的书。打江山的那些将军们多有特点啊。尤太忠将军下部队就喜欢数猪。每至一个连队，不问人多少，只问猪多少。干部若答错，必遭骂。如答少一头，尤说：“官僚主义。”如答多一头，尤说：“弄虚作假。”朱镕基总理对我爱人李小林讲，１９５８年，他到三O 一医院看望病人，在电梯里碰见了彭德怀元帅。彭老总刚看完一个身患绝症的老同志，彭说到生病时，讲了三个“然”：“大不以为然；不得不然；顺其自然。”朱总理说：这三个“然”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至于毛、邓，就更不用说了。“三大战役”前，有人对毛主席说，国民党势力还很大，一口吞吃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坚持要打三大战役。那同志说：“这是赌搏。”毛主席说：“好，赌一个新中国！”江主席讲：“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最重要的是思想创新，其次是行为创新，再其次是文章创新，再再其次是语言创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句话，哪怕是坏话，能流传下来，也是值得的。我们现在制造了那么多文章，说了那么多话，都是垃圾，美丽的垃圾。就写材料而言，我们每天都在进行无效劳动，重复劳动，甚至是有害劳动。江主席曾说：“他们（指某个部门）送给我的材料，我一份都不看！”看看我们今天的材料，空洞无物，穿鞋戴帽，令人愤慨！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３号，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赵紫阳的错误。赵紫阳“六四”之后是很嚣张的。当时有一张照片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代表鼓掌通过对赵紫阳的处理决定。照这张照片时赵紫阳背朝着镜头，他也在鼓掌。他是要走进历史的，他也走进了历史。政治斗争啊。我认真研究了小平同志的政治斗争艺术，发现他始终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从来不把政治斗争看成个人恩怨。你对他好不好，他不会以此为标准，他以历史和国家、党的利益为标准。第二，从来不与对手在日常琐事上发生冲突。第三，永远不和与自己不在一个等量级上的对手较量。老鼠向狮子挑战，狮子拒绝了。狮子说：我如果应战，不管你赢你输，你都赢了。我干嘛理你？当时姚依林主持政治局会议，赵紫阳要求发言，姚依林问，你需要多长时间？赵紫阳说要一个小时。姚依林说，一个小时太长了吧。赵紫阳说，那就两个小时。那态度很嚣张的。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没有参加会议，先念同志也没去。最后陈云同志的书面发言时间到了，是他的秘书许永跃同志送的。许永跃现在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一张纸，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希望；二、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一切处理。陈云。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３日。”后来这封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掷地有声，太棒了。我经常在想，我们的材料如果能象陈云同志的信一样就好了。这一点，老百姓都比我们强。有一个打工妹到河北打工，干了几天后给家乡的亲人发了一封信，只有八个字：“此地钱多，人傻，速来。”精彩绝伦！此地钱多，前提有了。人傻，条件有了。速来，结论有了。我们就搞不出这样的东西来。

　　当然，我们讲了那么多军队的好的方面，并不是否认它的问题。相反，中国越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发生广泛对话，我们就越会发现军队许多不如意的地方。譬如在观念的更换上，它没有了那种开一代社会风气之先的朝气，象解放初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但在社会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它又没有表现出傲世独立的对抗姿态。在社会的整体构成中若用经济发展的术语来为军队定位，它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区域，只能算是中部区域。有趣的是，中央出台的大力扶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科技强军和质量建军方针几乎是在同一年提出，也可以证明中国军队的情况。

　　二、道德问题

　　做人嘛，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我在《大国策》中说，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付较好的心肠。较好的心肠指什么？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错用坏人，但是坏人绝对不会错用好人。我们对干部进行这么多考核，但翻开干部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这促使我们的干部不必对下，更不必对自己承担什么道德义务，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今天，中国在大步前进，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

　　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比如，“高薪养廉”。在中国，高薪未必能养廉。为什么？中国文化有很浓重的“家文化”色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父辈一定要给子孙留钱。这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我们作父亲的，自己薪水再高，还要想着留给孩子，因此他还要贪。这也是中国官场“贿赂文化”的成因之一。中国文化的形成有三个主要因素：

　　①生存环境。自古以来，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口就比欧洲多。中国女人被“家文化”变成了生育机器。欧洲人对土地的人均占有面积比中国大许多，可它还觉得狭小，喘不过气来，要重新开拓新土地，因此才有了新大陆的发现。中国人则在这片恶劣的环境中争斗。生存法则十分严酷。但文化的形成一味强调环境是不够的。坏的环境塑造一种不成功的文化，好的环境仍然能塑造一种不成功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就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中国这片土地自古以来植被很好，满是森林。山西蕴藏着那么丰富的煤，就是古代森林的证明。由于树木太多，人们从居住地出来毋需走太远就能得到木材，所以盖房子就用木头，又简单又省事。久而久之，中国的建筑就成了土木结构的形式。欧洲民族步入文明时，环境较中国而言恶劣许多，少树，多石。他们要盖房子只有向山要石材。久而久之，西方建筑形成砖石结构的形式。千年以降，我们的林子砍光了，土木结构的建筑坍塌了。人家的砖石结构的建筑留下来了，森林也保住了。意大利能看到两千年前建筑，相当于中国的秦汉。中国现在连明朝建筑都罕见了。

　　②宗教。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有人曾问我对“×××”的看法，我说我对“×××”的看法就是没看法。我根本不正眼看它。道教、佛教都不值得提，“×××”就更不值得提。它甚至连邪教都算不上。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同志们，你们有的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对会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

　　很多同志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我们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我们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外国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这个水珠确实能把整个太阳包容进去。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人家所拥有的。就拿盖庙来说，西方人盖庙，总是把一座山头齐齐地削掉。这是一种气势，一种与大自然抗争的勇气。中国人盖庙，总是把它盖在深山之中。看起来是与这个深山和谐地成为一体，实际上是一种投机。有幅古画，叫做深山古刹，很有名，但画上没有现出一堵墙，没有出现一片瓦，画的是什么呢？两座大山中间有一条小路，一个和尚挑着担子在这儿挑水。这幅画的意境是什么呢？就是说深山藏古寺，寺和山融合到一起去了。我们肯定认为这很巧妙呢。中国人投机心理很重，都渴望不劳而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多少人投身商海，都想着“明天该轮到我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想当那一部分人。受了多年“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却都想成为被服务的对象。秦以前，中国人不是这样。汉以后，特别是刘彻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才变了。我最爱读《史记》。翻遍《史记》，没有对叛徒的描写。今天我们有多少叛徒！那时候很少有告密者。今天告密者遍地！昨天，空军工程大学政委王鸿生来看我，我们当年在空军政治部是战友，我俩谈到了这么一件事：王鸿生所在部里有一个干事，是个领导很看重的人，他的同事与一个姑娘通奸，他搬了个小板凳在同事门口坐了大半夜，直到把两人“捉奸”。他受了表扬。我嗟恨不已。我说：是什么力量支配着他在黑暗中坐了那么久？绝对是一种犯罪的意识。保定、易县，易水，古时候是出荆轲、高渐离、田光、樊於期的地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抗日战争中就保定府出的二狗子最多。我当作家时曾到保定采风，一个农民给我唱了一首过去的歌：“那一年鬼子进了村，我们扛起枪当了兵……”后来才知道他当的是什么兵，伪军。外国不是没有叛徒，但比中国要少得多。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起作用？精神力量。１９８６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深夜出去，红灯亮了，没有任何车，所有汽车到路口都自动停下来。我不理解，说美国人怎么这么傻呀。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控制。控制自己就是对心灵的拯救。小节如是，大节更如是。日本人讲，中国人的阵地很容易突破。黎鸣说得好：“中国宗教把老百姓变成了羊。”同样是坚守阵地，西方人虽然也害怕，但他能约束自己。我们呢？首先是希望别人去挡子弹。看别人跑了，想，你凭什么跑？我也跑。你当伪军吃香喝辣的，我也当。你贪污，我也贪污。我不能比你吃亏。西方国家不是没有接受贿赂的事，但总体上讲要比我们少。当他接受贿赂时，良心和精神会约束他。迟浩田副主席讲过一件事，对我印象极深。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根据地，七、八个鬼子扛着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在“跑反”。狼撵羊嘛。一个女孩子在公共汽车遇到抢劫，满车人无人吱声，她感慨道：“我爸爸说过当年日本鬼子一个人就管咱们一个县，过去我不信，现在信了。”有一个小女孩，是个车站检票员。“文化大革命”中火车比较拥挤。火车一进站，人们轰地一窝峰地往里挤。这个小女孩说，你们这么多人，我一个女孩不可能都抓住，我也不想全抓，抓谁呀？抓第一个挤的。于是大家乖乖地排队。

　　③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儒、道、佛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方面都是异曲同工。正因为此，它们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这种文化宗教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夹击下，中国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种群。中国人最善长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第三是玩弄权术，最后是明哲保身。满清人对中国的统治最为成功。它深谙中国人官场的特征：效忠个人，不效忠国家。有奶便是娘。满洲人统治中国汉、蒙、藏三族，针对不同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手腕：西藏人信佛，清廷便在承德仿照西藏的样式修庙，把喇嘛接到中央来当大爷；蒙古人剽悍，便使用婚姻手段，把皇女嫁给蒙古王公。你生了儿子，都是我外甥。对汉，用科举。汉人有个毛病，好当官。只要给你官作，就象给了狗一块骨头似的，服首贴耳。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导师是研究毛泽东的，他认为毛泽东一生中一共干了三十一件事：（１）１９２１年入党（２）１９２５年转向农民（３）１９２３- １９２７年加入国民党（４）１９２８年建立农村基地（５）江西苏区（６）富田事件（７）１９３５长征（８）遵义会议（９）与张国焘争夺中共领导权（１０）１９３７年与国民党合作（１１）与江青结婚（１２）延安整风（１３）七大树立毛泽东思想（１４）夺取全国政权（１５）推行土改（１６）１９５０年参加南朝鲜战争（１７）高岗事件（１８）三反五反（１９）公私合营及农村合作社（２０）反右（２１）大跃进（２２）庐山会议（２３）与苏联决裂（２４）酝酿打倒刘少奇（２５）发动文化大革命（２６）援越抗美（２７）确定林彪为接班人（２８）与美国解冻（２９）扶持“四人帮”（３０）打倒邓小平（３１）安排华国锋接班。

　　我仔细研究了这三十一件事，发现其中二十件事与摧残人的精神和道德有关。（我在下面打了杠）到１９６６年，毛泽东终于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使全国人民的道德素质降低到可怕的水平，国家几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精神呵，那是一个人的立命之本，是一个民族的强大之本，是一个国家的生存之本。什么都没有，但不可没精神。前不久到航空兵三十三师时，我又去了渣滓洞集中营。江姐等一大批烈士牺牲在那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江姐在监狱不是还绣了五星红旗嘛。她不知道五星红旗的样式，把一颗大星绣在正中央，四个角各一个小星。国民党准备开始大屠杀时，解放军已经接近白市驿了。华莹山游击队已经同四十七军接上头了。游击队说，你赶紧去，白公馆渣滓洞那儿马上要处决政治犯了。结果解放军认为华莹山游击队员是个骗子，可能是敌人设的圈套，他们没动。结果，屠杀开始了。烈士们是多么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呵。有人说，真遗憾，他们没看到新中国。眼看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他们却未能见到。我说你错了。讲心里话，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他们心中信仰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在这个时候死去不是一种痛苦，那是一种幸福。真正痛苦的是那些活了下来的，看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然后反右、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最后丧失了信念和信仰，如同走肉行尸。失去了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个什么样子？你看看现在这些贪官污吏就知道了。有着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你看江姐和许晓轩就知道了。竹签往指头里插，痛得钻心。意志如钢铁。现在的贪官个个怕死。官越大越怕死。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被逮捕时气焰万丈，说：“如果我有问题，政治局一半人该杀头！”到真准备枪毙他的时候，他跪地求饶：“给我一条生路吧。”胡长清死到临头了还说，我能写字，你们留下我，我给你们写字。你又不是颜真卿，你就是颜真卿也把你杀掉。安史之乱不是把颜真卿也杀掉了吗。他还哀鸣。反观那些地痞流氓，包括“×××”的一些人，他们倒显得挺“有种”。贵州处决一个犯人，押赴刑场前警察要把他的裤腿扎起来。为什么要扎裤腿呢，怕他屎尿齐出。他说，开玩笑，给我扎什么裤腿？打的时候，在他背上要害处用粉笔画个圈。一枪下去，打倒了。他骂了一句，×××，打得不准。又打一枪，他骂，真蠢。连打了五枪才打死。武警战士手都发抖了。你看我们这个武警战士，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生怕被人认出来，打完后被几个人拥着，匆匆忙忙跑到汽车里，一溜烟开走了。胡万林大家知道吧？在被审判的时候是相当嚣张的。法官问：你什么文化程度？胡答：大学。问：在哪里学的？答：自学。大地是课堂，猪是我的老师。

　　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聃，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①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前一段时间电视上批“×××”，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的住持、道长们侃侃而谈，批判“×××”是封建迷信。我想冷笑，竟真的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是封建迷信，你难道就是唯物主义的啦？不也是迷信吗？

　　②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六四”时，北京军区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死。６月４日清晨，北京市民把他的尸体点燃了。尸体烧焦了。下午，天热，肚子鼓得老大。这时候，一个青年人拿一块玻璃，走上去把肚子一划，肠子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他就用塑料绳把肠子根部扎起来，一大堆肠子就挂在肚子上。几千名北京市民在旁边围观，无一人阻止不说，俱大声叫好。这个青年人弄完后说：“看，多像一朵花啊。”我说，这朵花开得好惊心好动魄啊。外地人听见这件事后，说，北京人真残忍。香港和台湾人听说这件事后说，大陆人真残忍。南朝鲜、日本人听说这件事后说，中国人真残忍。美国人和西方人听到后说，东方人真残忍.

　　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八十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去年发生的“９·１１”事件了。今天，正好是“９·１１”事件一周年。“９·１１”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９·１１”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９·１１”之前去。当“９·１１”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９月１２号的那天晚上，赵粤（作者朋友，现在总政联络部工作——编者注）给我打电话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国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国队出线要到１０月７号，那是最后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９·１１”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１９９７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登了这条消息，唯独中国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这条新闻就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９·１１”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国嘴们如何评介“９·１１”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１９９９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国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次差点又出了一次头，后来还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扭转了局面。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当时我想，“９·１１”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 IN CHINA 。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①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漠视和轻* 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国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阶级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三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还出售沾血的馒头。今天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怎么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我早上锻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你看我们住的就像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我让拆掉。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拓跋焘把柔然的国名改为“蠕蠕”，意即虫子，可他偏偏被这条虫子打败。那你连虫子都不如。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就如同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级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软弱。美国当然亡社会主义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崛起，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但我们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美国人希望中国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大国可能象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的文化，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止不前。还是毛泽东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在“９·１１”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也不对。美国政府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③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１９７２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９·１１”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９·１１”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９·１１”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９·１１”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第二件事，“９·１１”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

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７６７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９·１１”事件后，美国没有成立“９·１１”委员会，没有成立什么应急指挥部。我非常反对不实在的东西。我到成空以后，要么不开会，要么就少开会。非开不可的会，开短会。我来成空，首先就把常委学习改成自学。拿着文件念，学习的什么呀。我在同习惯势力抗争。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争。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气馁。比方说我一般下部队不吃饭，只要一天能回来的，我都带着干粮，我不吃部队。我到三十三师，在北空也是这样。如果不得不吃，我只吃简单的。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有人说打台湾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派几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上岛去吃喝他两三年，绝对把他吃光了。还有一个笑话是说开会的，有一个局长，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气。老婆说，孩子都来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家里财产都放好了，你走吧，不行。后来还是秘书比较了解他，凑过去悄悄在他耳边说：“局长，人到齐了，开会吧。”局长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这故事当然是编的，但是，说明人们对这种东西的反感、厌恶。

　　“９·１１”不仅是美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机会。搞不好中国就是“９·１１”最大的牺牲品，关键是你怎么把握，全世界都面临重新洗牌。研究美国，我们应把握它真正的内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处。有一句话说的好：经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

　　今天给你们讲了三个多小时，我的目标和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与其说是我认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认识我。我十分坦荡，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体。尤其是我在最后谈了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离开今天讲话的主题。有两条我要再补充讲一讲，第一，我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我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它，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１９５１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件事的汇报，他当即脱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语。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歼灭了印军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当年曾编成在英军序列中，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过圆明园。毛主席接到电报后，拍案而起，说：“百年国耻！”同时，同志们还应看到，中国国情和西方不一样。有些事情虽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还没有看到。有些观念的差距，有待时日，方能减小。譬如，前几天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差点败北。什么问题？他染了头发。在我国，染头发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嘛。爱年轻之心人皆有嘛！几乎没有领导不染发。但在西方则不行。因为你染头发，就是给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实的表现，就是欺骗。而政治家这样做，则被人打问号。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见面，就非常率真地、大胆地讲这么多，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

　　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２００５年０１月０２注：本文是刘亚洲将军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时，在成都空军昆明基地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一次演讲